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强化制度创新 拓宽共同富裕之路

强化制度创新 拓宽共同富裕之路

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2012年03月05日08:07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手机看新闻

　　当今收入分配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总根子在于我们对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未能统一。要解决收入差距严重拉大问题，必须快刀斩乱麻，果敢地走出认识误区，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重围。要用邓小平同志的“共富理论”统一认识，增强共识。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小平同志关于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牢记小平同志指示的“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突出按劳分配

　　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市场经济拿来为我所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决不能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需要对国外的市场经济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同我们的优势相结合。要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创新思维的基础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我们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是能够杜绝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国已发展至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今天，必须要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做好统筹城乡和统筹区域发展，并需区分经济的存量与增量，民营与国有，对哪些更应该市场化，哪些更应该加强计划需区别对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经济成分都必须市场化。只有加强对增量和国有成份的牵引和导航，下决心克服市场化的自由化、趋利性、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才有可能遏制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在创新分配原则方面，我们同样需要拿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

　　最近有人提出，工人除了获取被雇佣的工资外，还应该“以劳为本”,参与企业的分红。作为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很有必要在这方面从理论上进行突破。劳动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无论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还是从事服务业包括做餐饮、旅店、保安、保洁的劳动者，他们拿到的工资仅是企业成本的那部分，而今企业的红利分配与他们无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者是商品价值中含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所产生的红利应该有劳动者的一定份额，如果都被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拿去，势必就剥夺了劳动力要素获取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也就是形成了剥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所以我们应该对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红进行研究，并以此为突破口，突出按劳分配，理顺分配关系，搞好分配制度的改革。

　　重视对投资和贷款走向的改革引导，把分流减少农民作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战略举措

　　要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富分化，在中国除了改革收入分配之外，还必须解决好投资与贷款的配置走向。“有钱才能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中国的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与投资的过度集中和贷款的嫌贫爱富直接相关。为此，我们必须要对投资与贷款方向进行政策引导。对贷款配置走向进行必要调整。要克服市场自由化中的马太效应，促财政资金和国企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向农业产区和农村倾斜。国有控股银行的贷款也必须切出一定比例投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非此，就很难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进而引起收入差距向两极分化。

　　还有一个影响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现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本来土地升值了，土地指标没有了，投资应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了，可是有的地方政府不仅不顺应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投资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反而让发达的大城市从欠发达地区那里以两三千元的地价，拿走大量土地指标，造成对投资的截留，使发达地区更发达，欠发达地区继续落伍下去。为此，十分必要改革“占补平衡”的政策，堵截“异地平衡”的做法，促投资向土地便宜的欠发达地区流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推动收入差距的缩小，必须千方百计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要把分流、减少农民，促农民变市民作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任务。只有更多的农民工在所工作的城市落户了，住有所居了，才能使5800万留守儿童解除远离父母之苦，才能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村空巢老人，得到儿女的亲情照顾。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的建设项目、资金投入的绝大部分都规划投入到副省级以上城市，而随资金、项目流动的农民工也必然绝大部分集中于副省级以上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中的1/3或半数以上人口基本是农民工或是来自农村的小商、小贩。副省级以上城市不放开户籍，就必然造成大批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村空巢老人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

      建立最低和最高工资制度，实行国企利润上缴，降低政府开支，扩大社保投入

　　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人均GDP的21%,而世界上是人均GDP的58%.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是平均工资的21%,而世界上是50%.为此，必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同样，对最高工资也应该进行限制。最高工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一是使企业高管的工资与公务员最高工资持平，特别是那些在政府与企业间可以随意流动的高级官员，其工资收入应该与高级公务员保持一致。而公务员的工资，应该依消费水准划分地区工资标准，同一工资标准地区的省、地、县工资水准应该趋同，不同地区间也不易差别过大，最高工资应不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5倍为宜。

　　实行国企利润上缴，这在国际上是一种惯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瑞典、韩国、挪威都是如此。他们上缴比例最高的达80%-90%.我国的国企几经呼吁才上缴10%左右的利润，有的国企用本来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钱，大吃大喝，大搞福利。即使投资再生产，也是比较随意。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合理有效的利用国企赚来的资金，应下决心实行利润上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这就必须使国企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而非企业将利润留存分配，而且必须使国企人员的进入向社会公开，而非内部顶替，或封闭指定。

　　再就是必须要降低政府开支，建设节约型政府，要搞好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10万亿的财政收入该怎样切、怎样用极为重要。

　　健全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机制，扩大社会保障，改革税收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均提高百倍以上，但是广大居民的收入虽有明显增长，而同前两者的增长倍数却相差甚多。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在平均数的掩盖下，收入增长就更显得滞后。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改变收入不公，在国企工薪阶层要实行同工同酬，在民企要实行工资协商制度。并需做好相应立法，以保证实施有效。二是需要实行职工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与经济增长速度挂钩，确保不因物价上涨，而致职工收入降低，确保职工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确保经济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

　　扩大社会保障，是搞好二次分配的具体的实践。我们每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长的国家财政，其使用重点需逐步移到社会保障上。如果社会保障不能有突破性的增长，财政收入这个蛋糕做的再大，仍然会因为蛋糕的切法有问题，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以2008年为例，我国社保总投入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由此看到我们财政对社保的投入还有巨大的空间，加大财政对社保的投入一定会对缩小收入差距做出重要贡献。

　　再就是需要认真做好税制改革。首先，我们需要增加遗产税，增加赠与税，恢复存款税，实施物业税。笔者在1991年去英国时，那里的工业部长告诉我们，英国的遗产税几乎是80%要交给国家的，其实这也是社会养老金的主要来源。中国现今的唯利是图，贪污腐败，很多是为了儿孙后代，如果没有大额度遗产税的问世，贪污腐败也会愈演愈烈。因此，为了减少贪污腐败，也为了更好的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应该尽早出台遗产税。而赠与税、存款税、物业税，也和遗产税一样不仅是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也有利于房地产的良性发展和贪污腐败乱象的改善。对这几种税的起征点和累加办法都应该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且不可被既得利益者干扰和左右。不能像此前存款税那样，存多存少都收利息的20%,要针对广大百姓的基本情况，留足留大起征空间，达不到一定数额的应予免税，而一旦达到起征点的，就应该加大税收力度，并且要依其财产额度进行高额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