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使命
——记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2012年3月13日 11:12 中国纪检监察报 【字体】 大 中 小
记者 沈俊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温家宝总理对国务院参事的寄语。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对此的理解是，参事必须经常到“宇下”看一看，在“草野”走一走，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为此，他曾经走过了全国许多地方，铁肩道义，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为推进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勇向政府建言献策，被媒体誉为“任玉岭现象”、“国务院高参”。龙年初春，乍暖还寒时节，记者如约采访了任玉岭先生。谈吐间，他对社会和百姓的那一份真诚、那一份责任、那一份情怀，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风雨数十年，认准一副对联座右铭
1960年，任玉岭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大学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从此，以周恩来为人生偶像的任玉岭无论工作怎样变换，都始终坚守着南开的精神和传统，爱国、敬业、创新，并以此不断自我激励。在南开大学，他当学生，做老师，搞过科研，任过校刊记者，做过学校军训的射击教练，参加过河北省委农村生活工作团，参加过中国科学院野外科考队，曾获得“三好学生红旗手”称号。他兴趣广泛，敢想敢干，为他以后走向成功奠定了基础。
走进老工业基地天津市之后，他带领技术人员潜心科研，结缘于发酵法生产味精、柠檬酸、甘露醇、核苷酸、葡萄酒的研究以及用微生物制糖化酶和酶法制葡萄糖研究。其中，由他牵头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发酵法生产味精技术的突破，通过了国家鉴定，实现了味精生产的革命。此后，得益于这项技术革新，全国新建味精厂200多家。
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工作期间，任玉岭做过“六五”科技攻关的组织工作，参与中国生物工程中心的组建、中国-欧洲共同体生物工程中心的组建和中国星火总公司的组建。中国生物工程中心成立后，他同时担任酶工程及发酵工程处和咨询与推广处两处的处长并兼负国家星火计划中酒类、饮料、饲料、保健品、食用菌、中药材和生物技术项目的管理工作。中国星火总公司成立后，他任总工程师，分管计划、项目和国际合作。
1989年，任玉岭任职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副市长。上任不久，任玉岭在一次大会报告中，形象、贴切地如此分析、描述北海:一城系五南，即西南、中南、海南、越南、东南亚；一口通六西，即山西、陕西、豫西、鄂西、湘西、广西，可借焦柳路由北海出海；一个面向，即东南亚；两个背靠，即背靠大西南、背靠中西部；三个临近，即临近大特区海南、临近经济发达的广东、临近四小龙之一的香港。任玉岭认为，北海要发展，一定要启动“五个三”，即确立三个观念:开放观念、商品观念、科技兴市观念；把握三个观点，即从北海实际出发的观点、发展工业为重的观点、大搞外向型经济的观点；搞好三引进，即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大力引进三种人，即说普通话的外地人、讲外国语的海外人、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启动三S要素，即海水、阳光、沙子，在国外称为当代旅游三S要素。
任玉岭的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北海市政府决定，为任玉岭配10位秘书，组成“任玉岭办公室”；任玉岭曾一度在担任市规划委员会主任的同时分管科技、海洋、信息、城管、地震、城建、土地、规划、环保、经协、人防、绿化等部门和单位及多个驻国内外办事机构。
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曾经是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北海，变成了全国发展的一个热点，当时人均GDP排到中国城市第12名；《世界论坛报》以“情系那湾海，汗染那座城”为题对任玉岭进行了长篇报道。中新社还向海内外发表了《北海的冲击波——任玉岭》的通讯文章。
1993年，任玉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出任国务院参事，2003年又再次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去年他又受聘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风雨几十年，一路走来，任玉岭始终认准了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实事求是，为农村义务教育添力
任玉岭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取得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石，毛泽东、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实事求是”，中央党校大门口几十年来一直摆着“实事求是”的大石刻；要使方针政策做到无往而不胜，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就必须符合实际。
正因为这样，任玉岭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从当选全国政协常委至今，他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调研。在做国务院参事的十年中，他调研的机会就更多了。一年中，他一多半时间在外地、在路上。每年，他至少都要调研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省甚至要去七八趟。
任玉岭一直十分关注“三农”问题，这在他的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正是在“三农”的调研中，他发现农村义务教育问题颇多：“普九”欠债严重、学校班额过大、生均经费极少、学校危房过多、学生住宿吃饭困难、教师工资过低且不能及时发放等。
进入国务院参事室后，任玉岭做的第一个调研选题就是农村义务教育。
在云南瑞丽调研时，任玉岭发现农村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不少孩子辍学、失学。经过认真思考，任玉岭认为要施行农村义务教育，就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为此，他一方面写参事建议，一方面在政协常委会上大声疾呼“用皇粮把义务教育养起来”。2003年，温总理与参事座谈时，任玉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他的调研和建议，对推动全国免费义务教育添了很大一份力。
又有一次，任玉岭带人来到地处云南丽江长江第一湾的一所小学。眼前的场景让大家感到心酸：黑乎乎的房间里，黑压压地坐满了学生。由于缺少桌椅，一条凳子上坐了好几个。虽然已近寒冬，但教室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望着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任玉岭作为全国政协视察团执行副团长带头把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全掏了出来，随行的团员们也纷纷解囊，大家凑了1万元，捐给了当地教育部门。
回来的路上，大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地方上的同志对任玉岭说：“比这个学校条件差的还多得是。”任玉岭听了，心里沉甸甸的。
十几天后，任玉岭随另一个调研组到了丽江。调研快结束时，当地政府安排大家登玉龙雪山。可任玉岭一点心思也没有，他放不下那些山里的孩子，他要到农村看看学校。
那天，他一个人悄悄地请地方教育局协助，来到九台乡河源村。“那个村2600人，人均年收入才二三百元。按说贫困地区早已享受课本免费的待遇了，但是在那里却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老师甚至自掏腰包为孩子买书。”在九台乡完全小学，教学环境更让任玉岭揪心。他走进二楼的学生宿舍，顿觉整个身子都是倾斜的。校领导带他到后墙外，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十几根大树干顶着斑驳的后墙体，撑着几近倒塌的危楼。
谈起这个场景，任玉岭心中隐隐作痛：很多人一提教育，就觉得教育投入不够，“我在大城市看到光鲜亮丽的学校多了，塑胶跑道、电脑机房、影音设备，应有尽有，要我说，不是教育投入不够，是钱没用好、没用对地方。”说到动情处，任玉岭激动起来，声音更响亮了。
任玉岭说，一些大城市的学校，利用国家多年来为其创造的好条件，进行乱收费，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突出。他在自己的居住区进行过考察，附近有三所著名的优质学校，但一个邻居的孩子却不能就近入学，要跑到两公里处的其他学校去读书，邻居夫妇风雨无阻，接送孩子整6年。
鲜明的现实对照，让任玉岭奋笔疾书，先后写出了《我们的义务教育成了“摊贩”手中的小商品》《关于把择校费收归国家财政用于义务教育扶贫》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需通过三个为主来解决》等文，引起极大反响。
记者曾经看到媒体上刊登的任玉岭和当地学生一起溜索过江的惊险照片。谈起那次实地调研经历，任玉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笑。他说那是在怒江考察一所小学，他发现当地的孩子为了上学，每天要坐“溜索”过江，心下震撼，他想，要是孩子过不去了怎么办？要是卡在中间怎么办？为了体验孩子们上学的艰辛，任玉岭提出要求，要亲自“溜一溜索”。河水湍急，任玉岭手抓滑轮，竟然在钢丝上来回溜了两遍。他说：“这样的体验能让我直接了解当地教育的现状。”而他，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年过七旬。
心系民生，总有写不完的调研课题
多年来，任玉岭一到地方就往基层跑。他的调研有“三看”：一看农户，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他的考察有两个原则：要看距离县城30公里之外的学校，要看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农舍。为了解实情，他常常随队调研后，再自己一个人“离队”去调研。
任玉岭的很多重要建议、真知灼见，就是在这样的深入调研和亲身体会中得来的。而且，任玉岭的调研几乎是随时随地在进行。与亲戚、同学聊天，上街买菜、买书，上饭店、打字店，外出理发、洗衣，甚至打的坐车，他都在搞调研、接“地气”，可以说是“处处留心皆调研”。
2006年，任玉岭在天津过年，妻子的老同学向他反映，有70多户人家被房产中介诈骗。70多位老工人、老知识分子为了倒出一点钱治病、养老，委托某中介公司以高价的城里房换便宜的郊区房，没想到，他们的房子出手了，钱却没回来，而那家房产中介公司一夜之间“倒闭”，人去房空。那70多户人哭天抹泪，有人甚至进京上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任玉岭立即写了建议，引起天津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最终为那些受骗的老工人、老知识分子解决了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初，任玉岭随参事考察团到浙江考察，路上，听宁波的朋友说，中小企业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白天随大团走访，晚间离队与企业家座谈。一路上，他利用晚上时间，在宁波、台州、温州、义乌开了4个座谈会。回京后，写出了《中小企业遇到“五把刀”》的调研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和重视，对防范金融危机起了预警作用。
正是因为情系百姓、心系民生，任玉岭总感觉有写不完的调研课题。教育、医药、食品、住房等等，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他和其他参事来自基层、带着民生温度的建议、谏言，通常能在第一时间抵达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案头。
有一年春节，任玉岭去看望一位当过厂长的老朋友——一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老朋友感叹看病太贵，谈到医疗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此情此景，让任玉岭的心里非常沉重，感到这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于是，他着手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降低药价，造福百姓”、“遏制医疗腐败，健康广大百姓”、“医疗腐败需惩防并举”等多个建议，引起广泛关注。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要求之后，国务院参事室由任玉岭带队，考察了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写出考察报告并向当时的分管副总理进行了汇报。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任玉岭听说广东有家医院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却以医疗的低价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赏，便立即寻查，找到了广东那家医院的院长，会后紧接着带队对那家医院进行了考察。他找医生、护士、病人，两天内开了5个座谈会。他的调研报告被多家报刊发表后，那家医院顿时车水马龙，各地医院纷纷前往取经。
“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殚精竭智，呕心沥血，肝胆相照，奉献赤诚。”这是一位从未谋面的书法家在看了《光明日报》对任玉岭的介绍文章后，从千里之外寄给任玉岭的赠词，这正是对任玉岭工作50多年的真实写照。
真话实情，敢把呼声变政声
无论是作为国务院参事，还是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的敢于直言是出了名的，《人民日报》曾两次以“敢把呼声变政声”为题对任玉岭进行报道。
“要做好参事，必须敢于直言，针砭时弊。我记得很清楚，温家宝总理一次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一进门就说：‘希望大家讲真话、说实情。’”任玉岭说，“为了参事使命，必须要敢讲真话。”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尤其是那段10多年的特殊岁月，说假话、讲套话，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和损失，这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任玉岭缓慢但有力地说道，“今天，虽然讲话的环境宽松了，但由于种种历史遗风的影响以及害怕得罪既得利益者等原因，讲真话依然不容易，套话、假话仍大行其道。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到地方视察时，受‘政绩’、‘形象’等因素影响，较难看到真实情况。因此，参事们应担负起讲真话、说实情、献良策的使命。”
任玉岭曾经写过《关于党政机关要带头节约开支反对浪费的建议》《降低行政成本的建议》，被人们称为“重型炮弹”，直击行政弊端。这些有棱角、敢讲真话的建议得到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积极采纳。
说了错话怎么办？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任玉岭直抒胸臆：“我是有信心的，只要坚持一个良好动机，就不会犯错误。动机是正确的，即使讲话中有点小毛病，那也是能够允许的。”“我在东部干过，在西部干过，在特区干过，在开放城市干过。尤其是在政协和做参事的十多年中，接触了国内国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实践使我对社会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事物的曲直、正确与否可以作正确判断，正是这样，我知道我该建言什么，我更知道自己的建言是不是正确。当然，有一些涉及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建言，也免不了受人攻击，但只要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最终是会被历史接受的。”
这些年来，任玉岭在参政议政中悟出了“门道”，就是要“吃透两头”：“吃透基层情况，是参政议政取之不尽的源泉；吃透中央精神，是搞好参政议政的根本保证。”对此，他十分重视学习中央文件，每有国家大政方针出台，一定在第一时间仔细研读，从中了解体会中央的各项大政方针和政策精神。中央提出的“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认为这就是各项工作的大方向，也是作为参事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任玉岭说：“现在进入了学习型社会，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不断地学习。要当好政协委员，做好国务院参事，也必须要认真学习，要向书本、报纸、网络学习，要向社会实践学习，要向接触到的人们学习。”任玉岭这些年取得的一些成就，实际上都与他重视学习和不断学习有关系。
“学习党的政策理论、学习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学习外国的好经验；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人民群众、正确对待政府官员；不人云亦云、不老生常谈、不说套话空话；真情实意、真实可靠、真知灼见；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关注实际、关注群众、关注民生。”这是任玉岭先生多年来总结出的“六个三”箴言，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个人的品行修养，读罢都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先生的品格与胸怀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