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

陈嘉庚先生(1874-1961)是我国近代史上蜚声全球的华侨领袖人物,是一代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而坚持奋斗的志士仁人中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关心家乡,重视教育,倾资助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 陈嘉庚先生在青年时代,就背井离乡到南洋经商。

                    

 
 
 
 
 
陈嘉庚先生(1874-1961)是我国近代史上蜚声全球的华侨领袖人物,是一代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而坚持奋斗的志士仁人中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关心家乡,重视教育,倾资助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
陈嘉庚先生在青年时代,就背井离乡到南洋经商,开拓橡胶种植业,发展橡胶工业和海运业,终于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实业家。他始终心系祖国,眷念家乡,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一系列举世闻名的学府。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四处奔走,团结南洋广大华侨,筹赈救亡,到处募捐,并组织大批人员回国,支援抗战。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永远值得世人学习和敬仰。当年,毛泽东主席称赞陈嘉庚先生是“华侨的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尽无限艰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
 
爱国思想的孕育


    陈嘉庚先生于1874年10月21日诞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现集美区集美镇)渔村一个侨商家庭。时值清朝末年,列强不断侵略,国势阽危。先生童年即参加农渔业生产劳动,养成勤劳俭朴习惯;九岁入塾就学,前后约八年,接受过我国优秀的文化、道德传统教育,对岳飞、文天祥、俞大猷、陈化成等民族英雄深为景仰。而这里又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地,有“国姓寨”、“国姓井”等遗迹,其雄风余烈、故乡父老多能娓娓传述,先生耳濡目染,感受尤深。正是这样的时代和环境孕育了他的强烈爱国思想。 

经商南洋情深乡国


    1890年秋,嘉庚先生十七岁,奉父命去新加坡,在其父自营的“顺安”米店学商。 
    1904年,先生三十一岁,其父商业破产,他集资七千元,因陋就简,创办菠萝罐头厂,开设“谦益”米店,垦辟“福山园”种植菠萝。1906年他从侨商陈齐贤处买到十八万粒橡胶种子,在“福山园”菠萝丛边套种,为日后发展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1907年,先生各业盈利约十三万元,便慷慨地偿还其父破产时所欠债款九万余元。此事在南洋商场中是极为罕见的。 
    1916年后,他把经营重点转移到橡胶业上。1923?1925年,他的企业登上最高峰,其总行设在新加坡,分行150间,设在马来亚、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中国等处,代理处遍布五大洲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雇用职工常达三万余人,拥有资产约达新加坡币一千余万元。 
    1926年后,胶价大跌,加上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橡胶经营日趋不利。1928年,国内发生“济南惨案”,先生反对日军侵略暴行,所办《南洋商报》揭露奸商走私日货,竟被奸商雇人焚毁其橡胶品制造厂,损失约百万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橡胶价格暴跌,当时先生仍在竭力维持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经费,无力偿还银行贷款。1931年8月,只好接受银行团条件,将原陈嘉庚公司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由于“不景气”持续多年,公司营业日益亏损,又受银行团无理干涉,先生感到公司前途无望,终于在1934年把所有企业全部收盘。 
    先生经商四十余年,前期主要经营商业,后期为垦植业和工业。他是东南亚大规模种植橡胶最早之一人,被誉为树胶王国四功臣之一。在他和其他华侨的影响下,马来亚橡胶种植业迅速发展,终于跃居世界第一位。他的熟胶品制造业,又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这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有重大作用和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经营实业,不谋私利,而是以振兴祖国,服务社会为职志。早在1919年,他便立下竞争义务志愿,他说:“举世滔滔,但知争权夺利,而对国家社会之义务,则人少愿尽。我今欲与国人竞争义务,能为国家社会尽最多之义务,便是最能尽天职的国民”。还说:“余对制造厂不惜垫资扩充者,以廿世纪为树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大小胶厂四百多所,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树胶厂。新加坡系产胶区域,政权虽属英国,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对于化验制造各机器,可臻完备,出品种类亦多,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愚于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他对所营企业考虑这么深远,多感人啊! 
    嘉庚先生是位工商业家,积累了许多资财。但他说:“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故其家财全部用于文教公益事业,而个人生活俭朴,自定每日膳费不得超过五角,衣着用具也都质朴无华。他也不遗财产给子孙,他说:“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寥寥数语,足以发聋振。 

倾资兴学百折不挠


    嘉庚先生身羁异邦,心怀乡国。辛亥革命后,他深受鼓舞,“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当时列强环伺,祖国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1912年(民国元年)秋先生回国,翌年2月即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校。此后陆续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设有图书馆、体育馆、医院等公用机构,统称集美学校。经过十余年的艰难缔造,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幼稚园到高中,包括各种专业,男学、女学兼备的教育体系。还在集美设立教育推广部,资助闽南各地中小学七十多所。除拨款外并提供办学上的指导,传播新的教育思想。由于受助各校都是比较完善的,确在当地起到一定的模范作用。 
    为了实现救国宏愿,他决心倾资创办大学,希望其他有志之士,闻风继起,同心协力,振兴中华。1920年11月30日在筹办厦门大学的会上,他慷慨陈辞:愿尽出所有家财,以办教育,并亲自回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海外富侨有所感动。他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十二年付款共三百万元,以为表率。初期先办师范、商学两部,以后发展为文、理、法、商、教五院十七系。 
    先生还以巨大热情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倡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如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女小学、南侨中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道南等三校在新加坡新式华文教育史上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而所倡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从此,南洋各属的华文中学便如雨后春笋那样到处涌现了。 
    先生办学很注意教育质量,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他认真遴选校长和教师,初期即托当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黄炎培等在京沪江浙一带物色校长和教师,又商遣其弟陈敬贤到上海等地选聘,还用选送学生出国留学等办法以提高教育质量。对教学设备,也很重视,当时各校的图书、仪器、体育、音乐等器材,都甚完备充实。他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更是随时关注,大力提倡开展体育运动,搞好公共卫生及医疗保健工作。先生办学,虽未形成系统教育理论,但一些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1926年后,先生的企业,江河日下,仍多方筹措学校经费。亲友劝他停止校费,以维持企业。他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即使企业收盘也不停办学校。这阶段据先生回忆:除了变卖校业十余万元,用集通号向人息借二十余万元外,还接受亲友资助。1937年春,条件更加困难,他为了全力维持集美,将厦门大学无条件地献给政府。他说:“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以此深自引咎。不久,抗战军兴,厦大、集美各校先后分别内迁,艰苦支撑弦歌不辍。抗战胜利,各校复员,而集美校舍,先遭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后遭蒋机滥炸,毁塌大半,疮痍满目。先生又为修建校舍及筹募学校经费煞费苦心。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回国长住故乡集美,在人民政府支持下,学校经费已不成问题,他除经常检查学校工作,关心师生生活外,还继续募集巨款,亲自筹划学校扩建规模。这时他已八十多岁了,每天持杖步行数华里,巡视各地工场,严寒酷暑,劳瘁弗辞。这段期间新建校舍的面积,厦门大学方面为原有的一倍,集美各校为原有的二倍以上。广厦连云,长堤围海,潮音无际,壮此弦歌,而先生的热情、毅力、牺牲精神,也将与无际的潮音永世长存! 
    嘉庚先生倾资兴学,奋斗终身,所培养的人才遍布国内外,而在他倡导下,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其影响之深远,尤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了。 

赤诚爱国鞠躬尽瘁


    1909年先生经友人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便倾心革命。1910年春,毅然剪掉辫发,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闽省光复,先生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月余之间连续汇二十余万元。有力地支持新的政府。这年十二月,孙中山从法国回国,途经新加坡,先生再与晤面,后即汇款五万元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1928年,日寇侵占济南,先生被侨胞推举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两三个月中募款一百三十余万元救济遭难民众,并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奔走呼吁,募款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大会,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先生被选为总会主席,第一次把南洋各地华侨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地“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同时华侨大众的赡家汇款,在总会号召下亦大量增加。据估计在东南亚被日军占领前,这两部分的外汇超过1939年国民党政府全部军费支出的三倍。南侨总会还组织了三千余名汽车司机和机修工人回国服务,他们放弃了海外的优裕生活,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献身精神。 
    1940年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他到过各战区的主要城市,也到了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他目击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而在延安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他表示凭良心与人格,将所见所闻如实发表。由于害怕嘉庚先生回南洋说真实话,蒋介石集团竟要求英国政府禁止他回新加坡,事未得逞,便派人到南洋各地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华侨的团结,企图推翻先生南侨总会主席的位置。1941年3月,南侨总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的严正言论和正义行动获得广大华侨的支持,连任第二届主席。当时大会发表的《宣言》写道:“总会陈主席嘉庚,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值此抗战时间,南洋华侨不能无筹赈会之组织,则不能无陈主席之领导,同人深信,南洋绝大多数侨胞需要陈主席,爱戴陈主席,国内绝大数同胞,亦需要陈主席,爱戴陈主席!”真实地反映先生在南侨中的领导地位和巨大作用。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先生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后因英军决定对日投降,他不得不往印尼爪哇避难。为了避免日本警探的搜索,他在厦大、集美校友的掩护照顾下,一再转移住所。在玛琅?株附近的晦时园,他写下了《南侨回忆录》,抒发海外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情操。先生身处险境、置死生于度外,曾写一首诗以明志:“……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先生安全脱险。10月21日新加坡五百社团联合举行欢迎会。11月18日祖国重庆市有五百多政界、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送了一件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先生以一介在野之身,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安危,受到海内外爱国的中华儿女的深切关注,这是中外历史上所仅见的。 
    先生公忠体国,无私无畏,大是大非,绝不含糊。1938年,抗战进入危急阶段,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先生以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一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土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获得热烈通过,给当时投降派以深重打击。先生对于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拥护到反对的过程。抗战期间,他把南侨总会募来的捐款好几亿元,全数汇交南京行政院。当他率慰劳团回国,看到蒋介石集团是那样贪污腐败无能,对蒋便已失去信心。抗战胜利,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先生为此致电美国总统,公开声明不承认蒋政府所订条约,斥蒋“一夫独裁,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除异己。”立足爱国,大义凛然。先生对于共产党也经历一个由不了解到积极拥护的过程。《南侨回忆录》中说到:“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1949年10月1日,他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大典,他看到伟大的祖国站立起来了,毕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决心定居祖国,以其晚年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以耄耋高年,驰驱祖国南北各地,舟车劳顿,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在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方面,更起了积极作用。他生前一再呼吁祖国统一,直至1961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犹对台湾回归祖国,表示殷切的关注。对于伟大的祖国,先生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综观先生一生,经商南洋,初奠基业,即立志竞争义务,力图报国,其后倾资兴学,百折不挠,以至赤诚爱国,鞠躬尽瘁,既集中了千百万海外赤子爱国爱乡的恳挚心愿,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人们尊称先生为爱国老人,正是这么一颗毫无私念的爱国丹心,使先生一生的奋斗历史,辉映中外。 

嘉庚先生待人处事二三事


    陈嘉庚先生的光辉业绩,人们都比较了解,至于一些体现他那高贵品质的细节琐事,知者并不多。这里,我把这位爱国老人日常生活与待人处事的一些片断,就个人所见所闻,整理介绍,以期对人们有所教育启发。 
    个人生活俭朴 记得1940年10月31日,厦门已被日本占领了二年多,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失学在家。这天下午,陈嘉庚先生回到家乡,在集美社大祠堂里向乡亲们讲话,我挤进了人群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校主”。讲话结束后他走出祠堂,时间已很迟了。当时,乡保人员殷勤招呼,说是要宴请他。我听见陈嘉庚先生宏亮利落地回答:“免!免!我要去岑头吃番薯粥配豆豉”,边说边朝前迈。从这个时候起,陈嘉庚先生的俭朴生活,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建国初期,集美学校的电厂自己发电,到夜里十点就停电了。陈嘉庚先生筹划扩建集美学村,夜以继日,停电后还要紧张的工作,就点一盏煤油灯照明。一次,煤油灯不慎摔碎,他就拣来一个被弃置的破瓷杯倒放在桌头,点上蜡烛当“蜡烛台”。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干部觉得这里的来客有首长、归侨、外宾,这“蜡烛台”实在不雅观,便向他建议:买个新烛台。陈嘉庚听了坚决不许买,还教导干部、职工说:“该用的钱,千万百万都得用;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说出了他一生用钱的原则。 
    陈嘉庚先生回国参与国事活动,人民政府给他的工资是三级,这个级别原来每月可领390元,后来加上地区补贴共计539.80元。当时,陈嘉庚先生扩建集美学村是急需用钱的,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15元,叫炊事员掌握不得超过,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作为建校费用。他安排早餐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爱吃地瓜稀饭,下饭的菜一般是:青菜、豆类、小鱼小虾等。他不大吃鸡鸭鱼肉,不抽烟,也没有喝酒。有一回,炊事员考虑他年高体弱,又终日操劳,是需要补养的,不经请示就替他买了一头鸡做菜,陈嘉庚先生知道后严肃地批评炊事员自作主张,还说要扣他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处罚呢! 
    很长时间,陈嘉庚先生是使用从新加坡带回来的两只旧皮箱,后来一只箱的把手皮带断了,他就结上麻绳代替,另一只箱的盖皮裂了,还继续用。1955年10月,陈嘉庚先生视察到新疆,添置一床黑貂皮被子和衣服,随行人员代买一只皮箱装用。过后,当他得知这个箱花款50元后,内疚不该浪费,买这么贵的好皮箱。陈嘉庚先生一条蚊帐是抗战胜利时使用的,先后用了十多年,一补再补;一条黑色棉背心,抗战期间穿用,回国后絮棉已处处露了出来,还舍不得丢掉。他的办公室里有两只沙发椅,那一只破的他不翻新自己坐用,另一只皮的是招待客人的座位。 
    1955年,陈嘉庚先生的长女从南洋托人捎给他一把丝的雨伞。1957年伞布破了,他先后叫弟媳补了三、四次。1958年伞布已烂得不能再补了,他另叫侄媳用新布换一换。侄媳换好送给他,说:“换的不像样!”陈嘉庚先生接过伞子,看了看说:“不像样没有关系,能用就行了。” 
    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在故乡南安梅山扩建学校,请他主持,他常常要到梅山村去。有一天上午,陈嘉庚先生与随行人员从集美乘汽车前往梅山,车上带着两个大保温罐:一个装着在集美煮好的海蛎粥,另一个则装着油条。汽车驶抵梅山村外时,嘉庚先生通知司机停车,随员携着那大保温罐,同他走到公路边的巨石上,吃完海蛎粥,才步行进村。主人见到陈嘉庚先生光临了,热情欢迎,马上要备餐请客,陈嘉庚先生说:不用麻烦,我们已吃饱午餐了。据说,陈嘉庚先生外出时,这样的午餐并不只是一二次。 
    其实,陈嘉庚先生早就说过:“今日中国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零费不及二元。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他又曾经说:“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了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秉公办事,先公后私,任人唯贤,不徇私情 1923年是集美学校成立十周年,也是陈嘉庚先生五十诞辰。年底,校长和部分教师发动全校师生捐款建造“介眉亭”为他祝寿。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知道后,连续写了两封信给校长,坚持谢绝建亭祝寿。他在信中写道:“……‘介眉亭’系为弟而建,闻之殊深诧异,无论兴工与否,弟决不接受。”指出:“建亭祝寿是沽名钓誉,夸示纪念,制造虚荣,必能影响厦大……”寿亭之不可盖,与集校甚为密切关系。他质问集美学校“今日虽有许规模,而学生实益如何?可裨益社会如何?”他批评“竟为目的已达;且欲建亭以树永功,而不计能否贻笑于将来”等等。集美学校校长接信后,立即召集会议,决定:取消建“介眉亭”,内外捐款一概发还。 
    陈嘉庚先生在领导南侨主持筹赈工作支持祖国抗战期间,居住在怡和轩日夜勤劳公务,长年罕时返回家门。一日,家人急告,女儿病危,催他归家。他说:“可请医生医治,我非神仙,何能为力!”后来,女儿死了,家人哭告,他才回家一趟,吃了一顿番薯粥,又匆匆赶到怡和轩,坚守筹赈岗位。 
    陈嘉庚先生在办学的五年后才建自己的住宅,他亲自主持兴建了百来幢的集美学校和厦大校舍,都是多么巍峨雄伟,堂皇壮观。而住宅只是一座古老而简朴的二层小楼房。抗日期间,他的住宅也在1939年4月23日被敌机烧夷弹击焚,仅余残垣断壁。日本投降后,陈嘉庚先生指示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分批分期修复校舍,他的住宅却不列入修理范围。后来他才说:“若重建住宅,虽可办到,弟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集美学村解放不久,又遭蒋帮飞机狂轰滥炸,师生、村民死伤数十人,许多校舍、村宅被炸毁损失严重。陈嘉庚先生回集美定居后,规划清理灾区、建设学村时,首先指示修建各校校舍和村民宅房,他的住宅终未安排,直至1955年才由人民政府拨款重建,此外,嘉庚先生祖遗房屋,在他住宅后头,也大部分被日寇炸毁,至今未修复,还是残垣断壁。 
    1954年,一位世居集美的青年,在东北某大学毕业后,就地分配当中学教员,他想调回故乡集美学校任教,认为与陈嘉庚先生是同乡族亲,向他请求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便大胆地写一封信给陈嘉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可是,信件发出后,一月,一年复一年,却音讯杳然。四年后,这位教师因工作需要,从东北调回集美财经学校工作,才知道陈嘉庚先生不复信的原因。据了解,陈嘉庚先生认为:干部的工作调动,是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的事,绝不能以同乡族亲的关系随意调人。否则,政府分配干部、安排人事,将会造成混乱。 
    有一次,陈嘉庚先生在黎明楼的工地上,当场对技术人员进行了考核,他问说:“那延平楼的一根柱子,需用多少油标(砖头)?”有的人答不上来,一位叫杨护法的回答了准确的数字。陈嘉庚先生当场表扬了杨师傅,以后又经常派他到各地参观具有独特色彩的建筑物,并委托他设计十五层的“南薰楼”,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重用。 

    关心群众疾苦 陈嘉庚先生回国后,看到了有些人患胃病,就根据《验方新编》医书,大量配制“五香丸”,无偿地供群众索取服用。当时,我就是经常向陈嘉庚先生索服“五香丸”的一人。1955年2月,陈嘉庚先生在一次集美学校师生员工的大会上演讲,特地以亲身的实践,介绍推广“五香丸”的验方,并当众向广大师生宣告:我每月都配制有“五香丸”,需要者免费赠送。 
    集美与厦门市的高崎村,隔海对峙,三角急浪,波涛汹涌。从前有一些来往的船只和夜里下海的渔民,遇到恶劣天气,在黑夜狂风恶浪中,迷失了方向,甚至丧生。陈嘉庚先生知此情况,特地选择在学村南端临海的最高点,建造十五层的“南薰楼”,他亲自设计,在楼的最上一层建造一个亭子,亭的顶端装上大灯一盏;又在第十三层朝海的墙壁中安装一个大时钟。这样,就可以给黑夜里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和下海捕鱼的人们指方向、报时辰。后来,大钟、大灯因限于客观条件没能按原来的计划装置,而陈嘉庚先生为民着想的愿望却在附近渔村中广为流传。 

    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作风 1950年5月,陈嘉庚先生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建议建筑福建铁路,1954年中央决定兴建鹰(潭)厦(门)铁路。当时鹰厦铁路角尾(龙海县辖)——集美的路段,原计划由角尾,经灌口、后溪(即绕过杏林湾外围)抵集美,衔接厦门——集美海堤,直达厦门。1954年,陈嘉庚先生又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建议:填建杏林——集美海堤使路段由角尾经杏林抵达集美。提出三点理由。第一、改道后可缩短路程八公里多,虽增加基建费用20%左右,但可永久节约缩短路程的燃料、机车损耗、养路等开支。第二、筑堤后杏林湾可发展水产养殖,垦田三万亩,受益无穷。第三、上头筑水库蓄水,除农业灌溉外,可增加厦门市区工业和居民用水,一举多得。中央接受了他的合理建议,立即派测量队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在即。但是,苏联专家却不同意改道,认为:一是铁路改从海堤经过,路面狭窄,遇敌机轰炸,难以修复,影响运输。二是筑堤垦田最忌海水渗透,除非用钢板、水泥封闭隔离,否则难以解决。三是堤身不开涵洞,而从另处开凿,过剩水难以排泄,容易积塞泥沙。陈嘉庚先生知道后,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针对苏联专家的反对意见,于1955年4月写报告给周总理,逐一分析原委。报告中指出:一、堤身牢固与否,关键在其构造,如水深堤高,堤面狭窄,遇炸就易毁难修。集美与杏林之间海面,水深仅数公尺,最深不过十公尺,如堤基、堤面筑有足够的宽厚度,就可保巩固,即使遭受轰炸,也不难抢修。二、采用钢板隔离,水泥封闭,费用浩大,又要支付外汇,若用石料,近处皆有,采运方便,料工价廉,石块垒出水面,其重量压力极大,堤腹填泥沙碎石,不逊钢板水泥。三、从另处开涵洞可以排余水。因此处无高山,常年水量不多水源已有水库蓄水,海堤筑成后,垦田尚需挖掘若干水道,即使有过量的余水,也会由港道溢出,不致积淤。陈嘉庚先生的报告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实际,中央最后批准了他的方案,杏林??集美海堤顺利施工,迅速建成通车。 
    上面的几个片段,虽属细节,但对于一位曾拥有千万资产的华侨企业家来说,确属难能可贵。这正如郭沫若同志所称赞的“陈嘉庚先生为什么这样伟大呢?因为他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是为老百姓。” 

陈嘉庚任职一览


    1910年初在新加坡晚晴园加人中国同盟会分会会员。 
    1910年12月在新加坡被选为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和道南学堂(后改称学校)第三届总理(即董事会主席)。 
    1911年11月13日在新加坡天福宫被闽侨选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主席。 
    1912年是星洲书报社的议员。 
    1913年被聘为同安阳翟学校永久校茧。 
    1917年4月在新加坡被选为道南学校第六届董事长和南洋女子学校的发起人与董事之一。 
    1917年在新加坡被选为各帮华侨联合会成立的救济游览会主席。 
    1918年在新加坡被任为同济医院筹赈广东水灾捐之财政。 
    1918年在新加坡被英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之衔。 
    1919年3月31日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此系1918年联络新马十六所华校总理筹办的)。 
    1919年陈嘉庚公司成立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21年2月集美学校成立为校主、陈敬贤为二校主。 
    1921年4月厦门大学成立任永久董事长、陈敬贤为董事长。 
    1923年2月在新加坡被选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后改为主席,1948年由陈六使继任)。9月,又被选为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总理。 
    1923年任星洲筹赈日灾会名誉会长之一。 
    1923年在新加坡被选为华人参事局之闽帮局员之一。 
    1925年11月在新加坡被选为筹助婴儿保育会会长。 
    1926年12月在新加坡再被选为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 
    1928年5月在新加坡被选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 
    1929年3月在新加坡被选为福建会馆主席(1950年由陈六使继任)。 
    1930年起在新加坡被选为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至1934年。 
    1931年8月陈嘉庚公司被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仍任总经理,但大权操在外人手中,经营目的相左,遂于1934年2月清理收盘。 
    1932年被国民政府委为侨务委员会委员。 
    1935年被蒋介石赠予二等采玉章。 
    1935年10月在新加坡被选为筹赈祖国水灾大会会长,筹款救济国内十一省严重水灾。 
    1936年9月在新加坡被选为购机寿蒋会主席。 
    1937年10月10日被选为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即“新加坡筹赈会”或“星华筹赈会”)主席。 
    1938年10月10日被选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主席。 
    1938年被国民参政会委任为参政员(海外)。 
    1940年5月31日下午至6月8日上午在延安访问参观。 
    1941年在新加坡:3月被连选连任《南侨总会》主席;4月再当选为福建会馆主席;12月,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 
    1942年2月3日离开新加坡往印尼避难,曾化名“李文雪”,另化名陈科军联系亲友。1945年10月6日从印尼安全返抵新加坡。 
    1945年11月18日重庆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出席500多人。毛泽东赠送“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条幅;周恩来、王若飞赠送祝辞对联。 
    1946年8月在新加坡被选为中华总商会第廿四届董事。 
    1947年任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主席。 
    1949年6月15日在北京出席新政协筹备会。9月21日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30日被选为常务委员。10月1日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2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1月18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9月27日在北京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2月25日在北京出席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议,被选为副主席。 
    1956年10月12日在北京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1959年4月在北京再次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人民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1年3月在北京弥留之际遗嘱:“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台湾必须回归中国”。8月12日病逝,享年88岁。15日举行公祭,廖承志致悼词。主祭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十三人。公祭后起灵,由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枢上灵车,用专列火车运载回集美。20日安葬在鳌园。(陈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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